皖鲁招商归来看差距安徽经验却在山东开花篱蓼喀什小檗守宫木美丽蒲葵狭叶爵床

皖鲁招商归来看“差距” 安徽经验却在山东“开花”

皖鲁招商归来看“差距” 安徽经验却在山东“开花”

山东与安徽原本同是农业大省，为何经过近２０多年的变化，山东成了我国的农业强省，而安徽依旧是农业大省呢？

安徽出的是“经验”

一位自小在肥西县官亭长大的“青岛汉子”坦言，记得早期藤子三七，许多人向安徽学习，因为安徽省有全国第一个大包干发源地；有令人鼓舞的全国第一个“农科教”结合的示范园（休宁小花斑籽县）；第一个提出来农业要产业化。而合肥更是让人称道，不仅是产业化提出得早，政策制定得也好；而且很早就有一个“农业区划”；后来，合肥又搞了几个农业现代化试验区；再后来，还出台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金扶持政策，真让山东人好生羡慕。安徽出了不少经验，许多经验到现在山东还在用和学。“

区划”成了“画画”

市民或许知道“烟台苹果”、“莱阳梨”、寿光蔬菜等“一地一品”，那就是“农业区划”之功。

而合肥早在１９８３年就做此工作。据了解，当年调集了许多人才编制，根据区位及土壤、气候、水利等资源，把合肥划分成６个农业类型区划，凸显城郊型（曾获得全省综合区划成果三等奖）特征，于１９８５年５月完稿成书。翻阅此书，真是受益匪浅。可现在知道此书的人已不太多了，就是说，“区划”成了“画画”。也可能是时隔较长，现阶段再咨询不少乡镇，许多干部已不知此区划为何物？

农业试验区“走了样”

再说试验区，１９９２年合肥就提出要在肥东、肥西、长丰、原郊区、蜀山镇等地各建一个现代化农业试验区，各选一个村作示范点，市内支持修路、水利、建大棚等，但在执行中，有的试验区“走了样”，不是挪用了，就是盖房了。目前仅存的肥东长临河、肥西烟墩乡两个蔬菜基地，较好一点。

少数示范园示范“亏”

合肥的“农科教”结合的示范园令人难忘，由省市联合投资的一个占地１０公顷的科技园，从投产之日起，就成了乡村两级的一大负担——因为此棚是靠柴油维持恒温的，可这个大棚仅有１～２个“高科技产品”，其产品在市场上一直卖不上好价位，结果毛叶樟是一个字——“亏”。别看它亏，科技大棚却是形象工程，天天有人来参观，一时间成了“政治棚”。

最烦人的是，有一年柴油紧俏，村里只好派人四处去张罗买油。正是这样一个外表“无限风光”的大棚，受到外人频频点头；也确实让一些投资者“听了就动心”，但一到实地考察，“差点吓掉了魂”，再也不提投资之事。

产业化“花架子”多

早在１９９４年，合肥就有不少干部去学山东寿光的经验，但用山东人的话说是，来考察的人不是真干实事的农民，大多是乡村干部。

这些考察后的干部也想干点实事，回到家就着手编制“万亩某某产业园”、“千亩某某示范园”、“万亩某某经果林”。知情人说，不要说成千上万了，有百亩都算很不错了。

举２个例子：一是肥东县某乡那年派了２名同志去寿光，结果，一个村干部，看了也就“了”了；而另一名农民回家就在自家田地上种蔬菜，很快致了富。

另一个是张祠乡农民闫兴忠，先在山东寿光蔬菜基地打工。回张祠乡后，很快就与本乡５００个农户一起建了６００个大棚，这恰是发生在被专家说成“合肥土壤硬似铜，不宜种蔬菜的”地块上，有人戏称，他一个人做了乡政府十几年做不到的事。

“钓鱼”工程让人伤

面对资金短缺，我们是向“上”伸手多，“找”金融部门多，上面不少部门在这里提示各位便撒点胡椒面，来个“三个一点”，即上面支持一点、金融贷一点、下面拿一点，结果由于某种原因，银行“装”糊涂，下面没得钱，到头来，此项目成了花架子工程，被群众戏称为“县乡的钓鱼工程”。

后来，上面有关部门被钓怕了，或者说钓精了，反过来钓基层的鱼——即先设个“局”，说上面要支持某某新“工艺”，让下面人“悟”，有的入了套，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个别乡镇想干点事，事前是先借了高利贷来干，结果，上面不给出支持，高利贷要还，有的至今还背着债。

反观山东，农民们认为，资金短缺，是市场经济必然趋势。怎么办？自己干，既不能指望上面，又不PwA——包卷式纸箱抗压强度（N）；能依靠银行。只有自己干好，上面也来扶持你，金融也会追随你。

以寿光、莱阳、烟台为例，他们早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就开始勒紧裤带，省下资金，投入大棚浙江溲疏，真干真上规模。也有人想不通，也有人认为是加重农民负担，更有人去上级部门举报，但是，他们县乡认准一个理，这是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跟农民讲清楚两点，一是今朝投资是永久受益；二是上面支持有限，只有靠自己。

据了解，那时，每年都要从农民手中“强行”抽取资金，完成第一步的原始积累，而且一干就是１０多年，从１９８５年起至１９９４年，甚至于到１９９８年，硬是从农民手中“抽去”巨额资金，为了让农民放心，每年集资的钱物中，村物料性能干部要比农民多交，然后村务公开，再请来村里农民（有权威性的长者）审账，清清楚楚。

当时，也有合肥的县乡干部去学山东省，认为这是一条路子，但回来后，因个别农民反对，又遇上国家对农民负担高度重视，结果没人敢碰这个农民负担的“高压线”，最终又失去了发展的良好时机。